信阳神兵建材联盟:甲午败将的远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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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1909年5月29日,一群失意的中国海军,向着海洋深处航去。这次航行是二百多年来清朝海军向着远洋海域的第一次主动出击。尽管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,机遇也太少了,但随同李准一同出海的这群海军,最终在中国南海的万里波涛中,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

 

1905年,步入官场刚刚七个年头,四川邻水人李准就已被任命署理广东水师提督的要职,这一年他才34岁。

作为清朝最南端一支海军力量的长官,他的军队所辖制的,将是广东以南那一片最广大的海域。而且,当时随着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开始,大清朝廷重整海军的勃勃雄心也在计划当中,因而不由得让人预想,无论功业与仕途上,李准都将有大有作为的前景。

然而,历史真实的发展却远没有最初的设想乐观。在做广东水师提督后,李准日常的事务,依然是剿匪、练兵、巡防、镇压党人起义。年复一年,他的舰队仅是在内江近海航行巡视,而在更远更广阔的洋面上,却迟迟未见大清海军飘扬着的龙旗。为此,李准曾不无沮丧地感叹,作为一名近代海军的首领,他的职责竟与旧日做巡防营统领时毫无差异。

直到1909年,一些出海归来的渔民传来东沙被占的消息。   
 

■ 东沙危机

虽然清朝官方的势力一直紧缩在海疆防线,再没有向海洋深处出发过,但在中国陆地周围,尤其南中国海的辽阔海面上,却从未断绝过中国人的影子。当苛酷的海禁稍容疏松的时候,闽粤沿海的人们,依然如世代生长在此的祖先一般,定期出海捕鱼、经商,去波涛里经历风暴、寻求生计。他们与海的关系,循着季节,反复如此,已形成一种古老的节奏。

光绪末年,广东。又到出海的时候,一群渔民如过去一般纷纷乘船入海,不料一场不期而至的台风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风暴里,渔船沉没者不计其数,幸存的人们漂流到一座岛屿,被岛上的居民救起,但颇为奇怪的是,他们却听不懂岛上居民说话。那遇难的渔民中,方言种类已够繁多,竟然无一种语言能与岛民沟通,人们不由大惑不解。待风暴过去,天气转晴后,渔民们看到岸上树立着的“红心白地”的旗帜,方才明白这岛屿已被日本人所占,难怪语言不通。

渔民等台风平息后,一部分返回广州,便将经过情形传播开来:东沙岛已被日本人所占,有消息甚至夸张地说,日本人已在岛上有十余年了,而我们竟茫然无知。虽说传闻里不免道听途说的成分,但毕竟令清朝政府意识到了东沙的危险,而以这样一种方式获悉情报,这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防卫而言又是莫大的讽刺。

更为尴尬的还有,虽可约略判断,日人所占乃中国渔民世代活动之地,但对于该岛的确切位置,政府竟然“无图籍可证”,待要前往调查,而广东水师又一时无法派出可供远洋巡航的舰船。

无奈,政府只得先从船户中打探消息,广东水师在香山寻访时,有老渔户告知:当地渔民每年往东沙岛三次,自正月开行,至四月回澳门,为第一次。五月至八月,为第二次。九月至十二月,为第三次。过去几十年间,已有同往伙伴132人不幸丧命,均在岛上安葬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八月左右,有大兵轮一艘,载有日本人约二百余,有携剑者,有携刀枪者,不准他们在此岛捕鱼,即刻开行。他们不允,日本人遂将舢板四只打烂,将木料扔到海里。香山渔民还曾目睹:就在此三四日前,又见一兵轮日本人登岛,将大王庙、兄弟所,尽行毁拆,用火焚化。岛上原有坟冢百余座,也被用铁器掘开,取出骸骨,随后又砍伐岛上树木堆起,将百多具尸骨尽行烧化,推入海中。这些行为无疑旨在消灭有人在岛上活动过的痕迹。

1909年初,广东水师终于协商从南洋舰队调来了“飞鹰舰”,由吴敬荣率领,开始前往东沙调查情况。吴敬荣岛上所见证实了渔民的消息,早在两年前,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便从台湾来到此岛,见岛上鸟粪丰富,便带领百余名工人驱走中国渔民,经营起采掘磷矿、肥料的生意。此时,岛上已有工厂三座,办公室一座,并有制淡水机器,此外岛上还有一条南北贯通的约十余里的轻便铁道,连接起岛屿南端的码头。西泽将这座“无人荒岛”命名为“西泽岛”,并在岸上竖起木牌,升起日本国旗。

获取证据后,两广总督张人骏与日本驻广州领事交涉。日方称,日本从未对东沙主张过主权,但东沙确系“无主荒地”,若中国主张主权,则应提供更早时候中国地方史志或航海图籍资料方可。但中国文献向来“只详陆地之事,而海中各岛素多忽略”,据《李准日记》记载:“外部(外务部)索海图为证,而航海所用海图为外人测绘,名此岛曰布那打士(即Pratas),不足为证。遍查中国旧有舆图各书及粤省通志,皆无此岛名。”这又令清朝政府一时慌乱起来。

可以料想,那是怎样的手忙脚乱。要从中国浩瀚的文献中寻找东沙岛归属的证明,无异大海捞针。

就在中方竭力搜寻文献证据的时候,广东按察使王秉恩告知李准,乾隆年间高凉总兵陈伦炯著有《海国闻见录》,书中有此岛名。李准便当即据此图与日方交涉,使务必交还此岛。虽然日本公使又拿岛上财产继续谈判,但李准以证据确凿,态度也强硬起来。最终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东沙岛。  ■ 护卫南海

在与日本人往来交涉的过程中,李准保护南海主权的意识也油然而生。当时的南海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,实则危机四伏。从东亚的历史来看,日本人占据开发东沙岛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,它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,尤其占据台湾后,日本为“开拓万里波涛”继续向着南方海洋不断扩张的结果。而整个南海其实早已处在列强们虎视眈眈的紧盯之下了。早在1883年,德国人就曾到西沙、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;1908年,英国人则提出在东沙建立灯塔,以便航运;1909年初,法国驻越南总督突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,也觊觎起南沙、西沙的群岛。

在交涉东沙之时,李准便考虑到,南海之上如东沙岛一样被荒弃不理的无人岛屿也肯定不少。当时,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告诉李准,距琼州榆林港以西约二百海里处,即有群岛,西方人称之为Parcels(即西沙群岛),距香港约四百海里,凡船只由新加坡东行到香港,必经此线。

于是,为避免重蹈东沙被外人强占的覆辙,李准随即主张立即前往考察,以将先他们“收入海图,作为中国之领土”。他将此意上报两广总督张人骏,得到张的赞同后,李准便迫不及待地安排起南海考察之事。

那个时候,也许是李准作为广东水师提督四年以来最为激动的日子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余极欲探索其究竟”,一种无法掩饰的急切兴奋的心情显而易见。这种急切,也许有因南海局势带来的紧张,但可能更多的是,作为一名海军长官,四年多来,他终于可以到更远更辽阔的海域上肩负使命、开拓功业。

当时,似乎任何困难都已无法遏制李准极欲出海的渴望,可他手下的广东水师是怎样的一支海军呢?广东原是近代海防首冲之区,也是清朝旧式水师力量最强的地区,但19世纪70年代,清朝发展近代海军以来,海防的战略便是以京畿为中心,向外逐层设防,第一层为津沽、旅顺、威海卫一线,由北洋水师镇守;第二层为长江、江浙一线,由南洋水师镇守;第三层为福建、台湾一线,由福建水师镇守,作为最外一层的广东则独为一镇。

当时清朝主要的力量都集中于北洋海军的建设,最不受重视的广东水师只能依靠地方自筹经费来发展,因而实力是四支水师中最弱的。由于新式军舰数量少,吨位小,就仍然编于广东旧式水师内,保持新旧交杂状态。原本广东水师有过三艘主力巡洋舰,广甲、广乙、广丙,但1894年前被调往北洋会操,正值朝鲜局势紧张,便留在北洋备战,于甲午海战中全部覆没。在此之后,广东水师便再没购置过大型的军舰。而它主要的任务,也如旧式水师一般,在内江、近海执行巡防、剿匪缉盗而已。

当李准准备出海时,军中竟难找到一艘可以远洋出巡的舰艇,几经挑选,只得由伏波、琛航两巡洋舰及广金、广庚两炮舰组成舰队。伏波、琛航还是福建船政局早期所造的木质军舰,年龄老、马力小,而且在中法战争中,均被击沉,后来捞起修复,勉强使用而已。

不仅舰船缺乏,更为匮乏的是海军人材。自甲午战败后,大清海军久无远洋出巡的经验。1909年,中日关于东沙岛的已签署协定,准备于10月25日前往交接,然而因为船只破旧,缺乏指挥人材,加之风浪阻滞,直到11月14日,中国舰船才抵达东沙岛。

这个时候,又一位早期海军军官浮出了水面,他就是林国祥。他是清朝海军中唯一参加过中法、中日两次海战的舰长,精通英语,是福建船政学堂后堂驾驶班第一期学员,与其同期的有邓世昌,而且两人还曾在一条军舰上服役,林国祥任琛航舰舰长时,大副便是邓世昌。甲午战后,朝廷追究责任,将丁汝昌部下所有战败军官一律革职不用,或充军乌鲁木齐,及期满遇赦,才还自由之身。李准以广东海军人才缺乏,便起用林国祥任为统领(即舰队司令)。而被李准任命为广金舰舰长的吴敬荣也从甲午海战失败中经历过的。给李准的远航提供保障的,正是这些失意的老一代清朝海军。

组好舰队后,林国祥提醒李准,伏波、琛航二船太老,“行驶迟缓,倘天色好,可保无虞,如遇大风,殊多危险。”李准急欲出行,也不多顾及。接着便与林国祥下船,考验船上之锅炉机器,应修理者修理之。凡桅帆缆索,无不检查。林国祥节节以锤敲之,听声有损坏处,即以白粉画上记号,后防止断裂,一律用极粗的铅线捆扎起来。

随后,船上又备好米粮、食器、汽水、淡水、烟煤等,除船员外又雇小工百名,木石缝工油漆匠若干,备木材桅杆国旗之类又若干。另外,此次出海,李准还特意带上各色稻麦豆种子,及牛羊猪鸡等牲畜,以为将来在海岛长久居住作打算。

李准的舰队,先是到达海口,二日后又到达榆林港。正当李准以为可直驶西沙的时候,天气却异常起来,“连日风色不佳,夜间月光四周起韵”,这是大风的预兆,不能放洋。在榆林港一直停了六日,

1909年5月29日,下午四点。就是这样一群受冷落的,失意的海军军人,驶出了榆林港的港口,向着长久以来同样不被重视的海洋深处航去。这此航行是二百多年来清朝海军向着远洋海域的第一次主动出击。  
 

■ 巡视西沙 

次日中午,舰队遇到他们放洋视察过程中的第一个岛屿。李准发现,岛上的珊瑚石上多刻有文字,经随行的德国人辨析,乃是大约在1880年代德国人来此岛所刻画的德国文字。岛上又有石室一所,宽约八九尺,四围以珊瑚石砌成,屋顶盖以极大的蛤壳两片。显然早已有德国人来此考察过。

李准指挥工匠在珊瑚石上刻下“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”的字样,并将此岛命名为“伏波岛”,刻石立碑为记。随后又命令木匠制作木架,建造房屋,并在房屋一侧竖起五丈余的白色桅杆,上挂大清黄龙国旗。以此宣示,“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”。

李准将所带山羊水牛雌雄各数头留在岛上,便离开伏波岛,向着下一处岛屿开行。每到一处,李准先是给岛屿命名,然后勒石竖桅,挂旗为念。就这样在20天内,李准已经考察了西沙14个岛屿。

这时天气骤变,李准恐烟煤饮水用尽,不敢再作流连,于6月10日,率舰队返航,历48小时抵达香港,次日即回广州。

这是清朝海军在主张海权上最积极主动的、也最为后人称快的一次远航。就是这批战败于甲午,一再被羞辱的海军军人,在大清的最后日子里,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意义深远的自我救赎,李准回忆起西沙之行时说,“沿海皆暗礁,危险万分。且伏波、琛航二船与余齐年,朽腐堪虑,若非林、吴二君之老于驾驶,精细谨慎,则恐无生还之望矣。”

李准归来后,总督张人骏“惊喜欲狂”“从此我之海图,又增入此西沙十四岛也。” 6月14日,张人骏又致电清廷,请求调派大型军舰来广州听命,以便再往西沙巡视考察。

但奏报未久,张人骏即行卸任,此事也随之搁浅。仅仅两年之后,大清王朝就灭亡了,那些绚烂夺目的美好蓝图也随之一同湮灭。

但无论如何,这样一群败军之将,率领一只破败的舰队,毕竟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,尽管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,机遇也太少了,但随同李准一同出海的这一百七十多人,最终在中国南海的万里波涛中,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


 

《李准巡海记》摘录

此岛长不过六七里,行不过数钟,即环游一周矣。岛上无大树,有一种似草非草似木非木之植物,高约丈余,大可合抱,枝叶横张。避此林中,真清凉世界也。其地上沙土作深黑色,数千百年之雀粪积成之也。岛中无猛兽虫蛇,而禽鸟极多,多作灰黑色。大者昂头高与人齐,长嘴,见人不惧。以棍击之,有飞有不飞,其大者恒与人斗,不自卫,将啄人目。遥见大群之鸟,约千余百只,集沙滩上。余击以鸟枪者三,均不见飞,以为未中。遣兵往视之,已击倒三十余鸟。卫兵逐之始群飞去。盖不知枪之利害,人为何物也。 

其椰树及石上,多德人刻画之字,皆西历一千八百余年所书。德人布朗士以笔抄其文记之。其石亦非沙石,乃无数珊瑚虫结成者,因名之曰珊瑚石。又至一处,有石室一所,宽广八九尺,四围以珊瑚石砌成,上盖以极大蛤壳两片为之。余于此而休息焉。石上亦有刀刻之德文,盖千八五十年所书也。均有照片,改革后不知失于何处矣。余督工刻字珊瑚石上曰:“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某巡阅至此。”勒石命名伏波岛。以余乘伏波先至其地,故以名之。又命木匠将制成木架。建木屋于岛,以椰席盖之为壁,铺地,皆椰席也。竖高五丈余之白色桅杆于屋侧,挂黄龙之国旗焉。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。

——原刊于民国《国闻周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