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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——“战国策派”(第三章)
发布时间:2004-02-02 文章来源:作者惠寄(博士论文) 文章作者:魏小奋
第三章  “独特”的中国文化
战国策派运用“文化统相法”,通过揭示标志文化有机体生命兴衰“转折”事件的象征意义,提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病象、病理的独到看法。
根据战国策派的看法:中国文化“病”在:1 文化生命独具“两周”,目前正处于第二周文化总崩溃,第三周文化着手重建的时期;2 中国文化有机体的生命,表现出的最鲜明的败相,即“无兵”的文化。
如果参照钱穆对中西文化的观察,也许更见战国策派,对中国文化“病症”诊断的独特:
根据钱穆的看法,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,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。中西文化的冲突,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困难,正是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相遇时,势所难免的不适应。
钱穆是这样看的,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,究其根源,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。正是自然环境,影响其生活方式。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。以此为依据,人类文化,由源头处看,大的分别不外有三型:一、游牧文化、二、农耕文化、三、商业文化。
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,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,商业文化发源在濒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。三种自然环境,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,三种生活方式,形成了三种文化型。西方文化为商业文化的代表,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的典型。
钱穆以此为理论原点,对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,作了这样的对比:
西方商业文化,起于内不足,而向外寻求,因此为流动的,进取的。
商业文化的生活环境是濒海地带,向大海求生活的生存要求,逼迫人们有强烈的“战胜与克服欲”。并且单恃人力不足谋生,必须依赖船舟等工具,于是有深刻之“工具感”。……他们是克服外在的自然来获生存,故对外有敌意,此种民族,内心深处,无论是世界观还是人生观,皆有一种强烈之“对立感”。对自然是天人对立,对人类则是敌我对立。形成哲学心理上的必然理论则为“内”“外”对立。于是而 “尚自由”“争独立”,这与战胜克服的要求相呼应。所以这种文化的特性就表现为“征伐的”“侵略的”。2
中国的农业文化,是安分、守己、和平。
农耕可以自给,无事外求,并继续一地,反复不舍,因此而为静定的,保守的。农业,所依赖,是气候,雨泽,土壤,这三样,都不是人类力量能安排的,倒好象冥冥中有为这些安排妥当,而人类只要忍耐以为顺应,不必战胜克服。所以农耕文化心灵里感到的是“天人相应”“物我一体”,“顺”“和”,自勉也是用“安分”而“守己”,这种文化的特性常见为“和平的”。[1]
1 两种文化熏陶出的人生追求不同:
商业文化的民族向外争取,因为流动的争战生活而与生俱来“空间扩展”,“无限向前”。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,不能移动,祖宗时代都守在一个地方。所以不寻求空间的扩展,而惟望时间的延续。不想人生无限向前,而只求安足,循环不已。所想象而企求的,是“天长地久,福禄永终”。
2 两种文化的人生,进取强弱不同:
商业文化的民族有鲜明的“财富观”。财富银钱可以深藏,可以用符号计数。体现在精神上,是企业心理积极。而农业文化的农人惟重生产。土地出产,有一定限制。则没有多大的野心刺激可以追求。加以农产品不易保存。所以常常是感到满足而实在是不富有。所以前者追逐富强,后者常保安足。
总而言之,尽管代表农耕文化的中国文化,遇到了咄咄逼人的代表商业文化的西方文化,产生了老大的“不适应”,但钱穆念念不忘的是,寻出这不逢时的中国文化的价值。就这一点而言,与战国策派这个激愤的文化“医生”相比,钱穆更愿充当一个鼓舞传统文化信心的吹鼓手。
基于这一立场,钱穆认为,中国文化的意义、价值在于《易经》上说的‘可大可久’。
中国人脑子里对于生活的希望也是可大可久。表达出来,就是“世界大同,天下太平”。中国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,所谓‘凡有血气,莫不尊亲’,就是中国文化的理想。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的,世界主义的,他并不只想求得一国的发展,也不妄想一步一步的向外扩张势力,像罗马,像现在一般压迫主义,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国家一样。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普遍摆在一个大地上,交通所达,彼此都相亲相爱,结合在一起。这一文化的的最高理想,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,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。
战国策派,最看不过的中国文化的病症,最要想尽办法诊治的,就是钱穆乐陶陶鼓吹的“可大可久”“世界大同,天下太平”。
第一节“独具二周”的中国文化
战国策派对于中国文化有机体“命运”进行了一番识“相”的功夫,认识到“当下”文化有机体的生命时段:处于第二周中国传统文化总崩溃的时期。但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,亦造成了文化融合、重造的契机,目前的任务,是开辟文化的第三周。——这是战国策派运用文化统相法,从史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病症之源,所得出的第一个看法。
通过历史,观察将来。战国策派看到世界上最活跃的文化,是最初限于西欧,今日普及欧美并泛滥于全球的西方文化。战国策派通过文化形态史观,对于这个有关人类命运的文化的前途做了一番考察,认为如果西方文化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化相比,生命历程没有例外的话,大趋势,大概也终久要演到大统一帝国阶段。
“西洋封建与列国并列的两时代,普通以西元一五00年左右,距今至少尚有一世纪的功夫。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。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,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,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;未来的大局似乎除统一外,别无出路。”[2]
然而,身处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,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所继承的,是第二周的文化遗产。这第二周的文化遗产,如不创新的话,恐怕只有在“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”里“完全失去自主”。
到底这“第二周”的文化遗产是怎样一个情形呢?
战国策派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认识,受斯宾格勒前文化(pro-culture)阶段,文化(culture)阶段和文明(civilization)阶段思想的启发。认为“历史就是变化,研究历史就为的是明瞭变化的情形。”[3]战国策派研究历史“变化”的方法——揭示富有历史事件的“象征”意义。
雷海宗将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两周,以383年的淝水之战为界。
“淝水之战”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于,以“淝水之战”为界,前此第一周的中国文化,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,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。到了“淝水之战”以后的第二周的中国文化(由383年到现今),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,印度的佛教,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。
第二周的中国文化,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,都起了变化。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,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,一个综合的中国。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,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,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。
具体而言:
第一周的中国文化,从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。[4]
在这一周里,中国文化,与人类历史上其他的文化有机体生命的一般历程相比,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,即从封建时代,经由春秋战国时期,走到大一统帝国时期。
1 战国策派认定的中国文化的封建时代,指殷商西周。从盘庚迁殷至平王东迁(公元前1300年至前771年)。
盘庚迁殷、平王东迁,是“象征”时代转折点的重大事件。前者标志“共主”地位的稳固,封建制度形成,后者表明“共主”的地位开始衰落,“列国”成为政治中心。。
这个时段,天下有一个共主,先后是殷王室,周王室。天子之下,各地有许多诸侯。诸侯以下,有卿大夫与各级家臣。构成标准的封建的金字塔。贵族与平民之间,界限森严。井田是由贵族支配,由平民耕种。从一些存在的文献的记载来看,当时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宗教。
中国文化的列国阶段,前期为春秋时代、后期为战国时代。
2 春秋时代,从公元前771年(平王东迁)至前473年(越国灭掉吴国)。
这一时期,国与国对峙的国际局面形成。诸侯辖制的列国,诸侯拥有国王一样的实权,贵族辅助诸侯,形成统治的阶层。国际之间的争衡,最强的诸侯为霸主,天子成了傀儡。
齐晋秦楚是四方的四强。但它们之间的战争,这个时候,大多是为了维持均势。强国的野心只是做小国的盟主。战争,适可而止,有种种谦让客气的礼数,很象一场有规则的竞赛。精神方面,思想家对人生宇宙的问题,已经探索极深。可惜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献并不多了。但大致可以知道,孔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春秋末期,思想矛盾复杂,对社会前进,众见纷呈,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。
3 战国时期,从公元前473年(越国灭掉吴国)至公元前221年(秦始皇统一六国)。
这个时期,政治社会发生了极大的革命。
天子地位被否定,国君称王独裁,以前的贵族,地位下降。战争异常剧烈、频繁。战场上,以杀戮为能事。战争异常残酷,白起坑赵卒四十万,只是一个典型事例。文物在惨烈的战争中毁损严重,建筑、书籍的有意无意的毁灭都有史料的记载。在这个精神紧张的时代,人的思想却极为活跃。扬墨庄孟,诸子百家,争鸣当世。
但到了中期以下,阴阳五行说,神仙信仰兴起,文化开始表现出了颓相。思想派别化,有了后世所称的“六家”。再后来,出现了无自己风采的杂家。“吕氏春秋”出现,象征先秦思想的结束。
4“大一统帝国”时期,从秦开始,西汉、新、东汉中兴的三百年(从公元前221年至五胡乱华)。
这段时期的前期,外表似乎极为辉煌。秦皇汉武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疆域的规模。东北吞朝鲜,西北通西域,南达越南,西至云南。天下太平,民生安乐,如同“文景”一类的治世,尤为后人称道。
但到了汉武帝时,征兵制已经不能维持。当兵的是募兵,是囚犯,外族充军。真正的征兵,反处于次要地位。东汉中兴,对外作战,几乎只有胡兵可用。
独立的思想已经很难有多大发展。对于先秦的思想即使能真正切身体会其意味的人,也不多了。经学训诂是当时学术界唯一能做的工作。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不是文化思想衰落的主要原因,而只是时代作风消极委靡的表现而已。消极的宗教精神流行,阴阳无行,黄老神仙,宗教化的儒学,东汉初传入的佛教,是当时主要的精神食粮。
东汉中兴之后,大统一帝国盛期已过。大汉帝国,日见破落。内乱、边患此起彼伏。羌乱、党锢、黄巾贼、十常侍之乱、董卓之乱,大统一帝国的政治瓦解。三国的群雄割据,西晋的暂时崛起,都无非一时气象,文化的极盛时期早已大势已去。
最后,五胡乱华,中国面临全面覆灭的危机。
以“淝水之战”为标志,中国古典的第一周文化结束,第二周文化阶段拉开序幕。
“淝水之战”(383年)是一个决定中国文化命运的战争。
当时胡人如果胜利,此后有否中国,实为问题。因为那时候汉族在南方的势力仍未根深蒂固,与后来蒙古满清过江时的情形,大不相同。不只珠江流域尚为汉族殖民的边区,连江南也没有彻底的汉化,蛮族仍有相当的势力。胡人若真过江,南方脆弱的汉族势力实有完全消灭的危险。南北两失,汉族将来能否复兴,很成问题。即或中国不至全亡,最少此后的历史要成一个全新的局面,必与后来实际实现的情形不同。
东晋在淝水之战占了上风,但古典中国所受的冲击已是很大。此后二百年间,中国的面目,无形改变。胡汉两族要混合为一,成为一个新的汉族,佛教要与中国文化发生不可分的关系。
中国文化有机体生命的一个周期结束,进入到胡人血统与印度宗教被大量吸收的第二周。
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周,从五胡乱华(公元383年),到鸦片战争、抗日战争,甚至以后更长的时期。[5]
战国策派认为,第一周的中国文化,文化有机体的生命周期,按照文化形态史观的一般规律,到了五胡乱华时期,已走到尽头。“淝水之战”只不过是借外族力量,一手指戳到一具文化僵尸的问题。但“僵尸”未被戳到,中国文化的生命力,在衰势中,个性不失,同时融合新的民族,融合外来文化,竟然延续了第二个周期。
但第二周的文化,与第一周相比,毕竟有两个最大的不同:
第一, 胡人血统的融入。
第二周的中国文化,胡人的血统在第一周的末期开始入侵,在整个第二周的期间不断渗入。一批批北族向南推进,征服中国的一部或全部,但最后都与汉人混一。只有蒙古是例外。北族内侵一次,汉族就大规模的渡江向南移植一次。在第一周处在附属地位的江南与边疆地位的南岭,到第二周地位日见提高,政治上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域,文化上最后成了重心。
第二,佛教的传入。
佛教在第一周的末期进入中国,到第二周与中国文化发生化学作用。中国文化原有的个性虽未丧失,但第二周的中国人,无论口头上是否敬重佛教,实际没有一个在他的宇宙人生观上能完全逃脱佛教的影响。
根据第二周中国文化有机体的生命特征,也可分为五个阶段:
1 南北朝、隋、唐五代(383-960),是一个大过渡、综合,与创造的时代。
不同种族融合成一个新的汉族。新旧文化的竞争从激烈到缓和。直到佛教与旧有的文化打成一片,创立中国式的佛教——禅宗。
2 宋代(960-1279年),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。
国力方面,自唐以后,中国一直未能恢复先前的状态。科举制度僵化,真正的人才难以出现。王安石的变法代表了一个面面俱到的整理计划,处处针对着各种积弊,以图挽回中国的颓运。但由于守旧势力太强,真正为革新运动努力的人太少,以致变法失败。宋代的理学,无非是换招牌的运动。就是在参考原有道家的基础上,创立了一个中国式的佛教。“现在中国人要把这种中印合壁的佛教改头换面,硬称它为老牌的古典文化,就是儒教。宋代诸子最后调和了中国式的佛教,原有的道教,与正统的儒教,结果产生了一个混合物,可称为新儒教。”151
3 元明(1279-1528年)是一个失败与结束的时代。
此间一百年,整个的中国初次受制于外族。科举制度最后僵化为八股文的技术,整个民族的心灵从此被一套一套的口头禅所封闭,再求一个经世的通才已办不到。宦官当权成了常制。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。
4晚明盛清(1528-1839年)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。明末以下三百年,没有产生一个,象王阳明一样惊人的天才。也没有创造一件值得纪念的特殊事业。三百年功夫在混混沌沌中睡梦过去。
5 清末中华民国(1839以下),传统政治文化总崩溃的时代。
总体而言,第二周文化,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。但在政治社会方面,一千多年可说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,大体只不过保守流传了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。仅在文物方面,如宗教、哲学、文艺之类,才有真正的演变。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文化才受到绝大的冲击,政治社会制度的根基受到动摇。
“中国第二周的政治当然不象第一周那样健全,并且没有变化,只能保守第一周末期所建的规模。但二千年间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,保持文化的特性,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,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。其他民族,不只在政治上不能维持如此之长,并且在文化方面也绝没有这种二度的生命。”
尤为注意的是,中国文化虽然兴起了第二个生命周期,而且支持了千年,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,但它早已发展到了尽头。自从1839年鸦片战争之后,我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,“大战国时代”的生存际遇,既是机遇,又是挑战。我们必须担负起文化重建的任务,开创第三周的中国文化。
很明显,战国策派,通过揭示那些象征中国文化兴衰的重大事件的文化意义,为的是明瞭文化生命机体“当下”的健康状况。总之,还是文化“医生”望闻问切,目的是诊断出文化病症的来龙去脉。这个用心,与钱穆研究文化史截然不同。
钱穆对于文化史的认识:是看文化在他的历程里,做了一些什么事,它在哪一条路上跑。因为在他看来,“文化”一贯的路线,决定了“文化”对于未来前途的选择。
那样中国文化的一贯的路线是什么呢?
钱穆是这样想的,尽管当时的中国受逼迫、蹂躏,但想想当中国处在独立自由,国事兴隆,幸福康乐的环境下,舒服痛快的过日子,那么按照它一贯的文化路线,就可知它究竟想作些什么。就算国势衰微,不自由,逼迫跟着别人后面跑,中国文化熏陶出的人,心里也有一条路线,一个向往。正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,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和目的。如果没有了,那样他的生命就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。国家民族也如此。我们中国既经了五千年历史,他到底在向着哪一条路跑的呢?这是最根本的一点。第二,它究竟跑了多少路?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?还是多半停滞,也就是中国文化是不是衰老了,死了?[6]
正是抱着寻出中国文化“一贯的路线”,这个目的,钱穆把中国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:
第一期:是先秦时代,建立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,完成了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,为后来文化演进奠定了根据。
第二期:是汉、唐时代。
钱穆认为在这一时期,建立了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,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,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,栽培理想的大园地。
第三期:是宋、元、明、清时代。
在此期内,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合和大全的条件下,尽量成熟。文学、美术、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。
最后,钱穆得出这样的结论:中国文化若照这个“一贯的路线”,继续向前,如果没有外力摧残阻抑,它的前程是很鲜明的。它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,它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畸形发展。它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,它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之冲突与现世厌倦。它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合。[7]
钱穆勾画出的这个“一贯的路线”,确实使人对于中国文化倍增信心。但是,让我们进入民族存亡压力甚紧的近代中国,进而进入抗争时期的语境: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寻出路的问题。遗憾的是,同处于这一历史语境的钱穆,关心的方面却与这个关系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有一定的距离。就这点而言,战国策派的时代感、使命意识,的确使得他们的历史关照,活生生地融入了“当下”的抗战语境。
第二节 无兵的文化
雷海宗在历史研究中,运用“文化统相法”,揭示历史的象征意味,认识到在传统中国,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规范所渗透的文化内涵,可以一言以概之——“无兵的文化”。
“无兵的文化”,指在传统中国,国家的政治生活中,无真正意义上的“公民”。
传统中国文化中,只有“属民”,而无“公民”[8]。公民,对于国家,不只是纳税,作为国家的份子,“公民的责任是执干戈以卫国家,而同时受着国家的保护。公民之所以为公民,在其肯战,能战,勇战。非然者则只为‘属民’既无为国而战的责任,故少受国家保护的权利。”属民对国家的责任,只是消极的纳税,而不是积极地为国战斗。
秦汉以下是无兵的文化。“不是没有兵,而是没有不是生意化,而是公民出来以当兵为政治义务和权利的兵,数千年来募兵制度的流弊扩至今日,以致现在的征兵仍是征兵其名,而募兵其实,真正被传至兵营的,还只是社会下层,而不是不分阶层一体待遇的由社会个阶级出来的兵。”[9]募兵与征兵,虽然只有一字之差,但实质相差极远。募来的兵,当兵者看待职业,不过是为一个月领一些生活费的一种差事,而不含有积极的政治意味。
这里所说的“无兵的文化”,依据战国策派的统相法,必须放置在具体的政治话语规范中——传统中国的皇权专制中才能理解。[10]。
雷海宗揭示了“无兵的文化”——没有积极地为国战斗的公民,在中国上所表现出的法则:1 政治制度之凝结。两千年间,“制不过是汉代的官制,由一朝初盛到一朝衰败期间官制上所发生的变化,也不能脱离汉代的公例。”集中表现在相权上,盛期时,相权是发挥皇权的工具,末世,皇权倚重近臣,正官失职;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,太平时期,皇权大权独揽,末世时期,皇权失坠,地方割据。3治世时期,文官依仗皇权武力,地位高于武官。乱世,文官变成军阀的工具。4 盛世,士大夫依赖皇权维持自己的势力。乱世,皇权衰落,士大夫失去自主自动的能力,要么结党营私,要么清谈误国,要么作汉奸。5内部,由于人口的增涨与生活的苦难,外部,由于气候的变化与游牧民族的内侵,导致改朝换代。[11]
雷海宗所揭示的传统政治话语规范的僵化与“无兵的文化”(直接的含义,无积极为国而战斗的公民),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?
何永佶的“权责”之辨,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
第一  皇权“专制”规范的硬化:
我们知道,皇权专制,是靠一个人,一个皇帝,集天下大权于一身,这样的方式来维持统一的。在皇权看来,权力是从天上来,自然他的责是向天上负。底下的民众要想让最高的权力向自己负责,只有革命一途。
权力都在皇权手里。除了他“恩赐外,别人是一点权都没有的。正如商鞅所说“权者君之所独”“权者人主之操柄,人臣所司,谓之职掌”。下面的人,办事就得请示,没有自决的权力。
第二 在皇权专制中,有权无责,有责无权。
责的标识,从根本上,是“命”。所谓负责的意思,含义就是,有没有准备那最后的本钱——身家性命来负责。如果不准备拿身家性命来负责,所谓负责的话,等于空谈。但在专制权力下,皇帝的权没有什么限制。他所谓的责,是向上天痛陈一翻,紧接着,就烟消云散。
专制的权力,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,但下面的人,责任都得向他负。——因为官吏的权力、政治生命都是他说了算。下面的官吏,皇帝说,给你权。你就可以前程似景,说收回权,也是同样简单。因为权力都是他的,官吏只是代管。犯错误了,要负责,官吏要向上负。上级说不用负,谁说不能呢。
前面讲到,皇帝的权对着下面行使,但他的责只是向上面负。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吏,无不如此。只要讨上面的欢心就可以仕途无忧。如果权力向下负,却必须讨好下面,权是从下面来的。自然得讨好民众。何永佶认为,西方的进步,全部就在这一点上。
在皇权专制中,官僚想有一番作为,政治命运只有两种:如果皇帝本身无为而治,不管事。官僚倒可以实施自己的政策,展现自己的抱负;如果遇到一个也一样喜欢掌权的皇帝,官僚越有抱负,越想做事,则与皇帝的冲突就越厉害。最后,权力之争的结果,是皇帝随便找个借口杀戮丞相,或剥夺相权。这就是钱穆津津乐道的,所谓“平民政治”标志之一的相权对于皇权牵制的实质。权从哪里出,责向哪里负。从皇权出来的相权,如何真正牵制得了皇权。
如果最高的权力由民主选举得来,相应的,他的责,也是向民众负。所以,由最高权力往下,一层一层分出去的较小的权力,根源也是下面的民众。这样的权责的分配形式,使得各级官吏,不是处处仰仗上级鼻息是从,他的政治生命,是以下面的民众的满意为关键。
第三 皇权的统一方法“裂权”。
专制权力,一个人大权在握。呼风唤雨,是多大的威仪。他怎样愿意轻易把权力分给别人。中国的皇权,以“分而治之”的方式,设法把权力分开,彼此牵扯,维护大帝国地方不致割据,雄据一方。
这种“分而治之”,经常表现为,一件事交给一个人去办,赶紧又派个人去监视。都有权指手画脚,事办成了争功,事办坏了,推卸责任,这是裂权。没有明确的限权 (所谓限权,是不让一个人办许多的事情,但他办某几件事情有全权,办其他的事情则无权)的概念。裂权是国家败亡的途经,限权,是国家兴旺的秘诀。
为什么皇权喜欢“裂权”呢,皇权总是靠一个人“削平群雄”得到统一,皇帝知道群雄之所以纷立,是因为其权太大,所以国家一旦统一,马上分裂地方的权,——归根到底,皇帝不信任罢了。在一个民众普遍缺乏对外卫国意识的文化里,皇帝的不信任谁说不合理。
专制皇权,权力集中,权责分离,“无兵的文化”,无公民的文化,结果只有两个:内无社会政治进步,外难保民族独立不受侵凌。
1 社会改革难以成功:
何永佶认为,社会的变迁、进步,在国家为组织形式(包括“天下国”)的社会里,往往以政治变革为契机。尤其在“宗教政治化,政治伦理化”[12]的传统中国社会,进步(而非改朝换代)必然意味着政治层面创立新制。但在皇权专制下,社会改革的命运如何呢?
何永佶是这样分析的:踏踏实实做事改革的王安石,是秦汉后唯一抓住权责关系这个症结的政治家。然而他失败了,失败的主要原因,考察一下王安石的改革举措就可以知道。
他的“青苗”“保甲”等等,都是强国富民的法子。这些改革,骨子里,可以说是民主改革。目的是让百姓感到有兴趣,自己付出的血汗是为自己,不是为他人做嫁衣。但是“要做到这步,首要给老百姓‘权’,有‘权’才有‘责’——才有责任心。但王安石那时的政体,是皇帝政体,天下之大权全在皇帝一人手里,老百姓是无一点‘权’的,既然无权就无责任心,既无责任心,则对于王安石的良法美意不感觉兴趣,淡然置之,望望然去之,对于上面的命令,只存敷衍了事之心,上面的眼睛稍不看住,则‘大斗入,小斗出’,能作弊则作弊,能怠工则怠工,而王安石不是四眼哪咤,势无法周顾一切。于是他不能不用监视人,而这些监视人有不能不用小监视人,监视一层一层地下去。然这些监视人自己也就是无权,所以亦无责任心,他们也来作弊,也来怠工,监视人家的也需要人监视,愈监视则愈‘上下其手’,而一切良法美意就行不通了。”这所有的问题,不是老百姓愚昧,无可救药。问题就在于皇帝专权,老百姓无权。
依何永佶看来,国家所能做的,必须有所限制。如果政府有权做一切事情,那就意味着,民众无权做一件事情。政府做事情,是“施恩”;政府不做事情,民众也奈何不了它。大多数人不做事,国家的活力必然委靡。
几千年的中国,政治上的改革,走的都是王安石的路子。远的是管子靠齐桓公改革的成功范例,近的是康梁变法,以为都可以象管子似的,只要靠住皇权的代表,皇帝,天天下上谕,就可以变法成功,就可以强国富民。但事实上,如果不给老百姓以国家之权,则老百姓对国家无负责之心。老百姓无负责之心,则任何改革都行不通。社会进步,经济的繁荣,所依赖于政治上,关键就在这一点。仅仅从权与责的制度角度,我们就可以深一层了解,为什么秦以下的中国只是循环,而无实质的进步。
“秦以上为动的历史,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。秦以下为静的历史,只有治乱骚动,没有本质的变化。在固定的环境之下,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,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,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。”因为在“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,主要的特征是没有真正的兵,也就是说没有国民,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”[13]其结果必然如此。
从这一点而言,中国从统一到分裂,再到分裂到统一的循环的,而非进步的历史,是传统政治话语规范——皇权专制本身的内在逻辑。
2 民族国家的独立难以维持。
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,从侧面反映了国民的进取精神。“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,人民能当兵,肯当兵,对国家负责任。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,不肯当兵,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,完全受自然环境(如气候,饥荒等等)与人事环境(如人口多少,人才有无,与外族强弱等等)的支配。”
“二千年来外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。在原则上,中国盛强就征服四夷,边境无事,中国衰弱时或气候骤变时游牧民族就入侵扰乱,甚或创立朝代。实际上二千年来中国一部或全部,大半都在外祸之下呻吟。五胡乱华与南北朝的三百年间,中原是外族的地盘。后来隋唐统一,中国又算自主。但隋与盛唐前后尚不到两百年,安史之乱以后,由肃宗到五代的二百年间,中原又见胡蹄时常出入,五代大部是外族扰攘的时期。北宋的一百六七十年间,中国又算自主,但国防要地的燕云始终属于契丹,同等重要的河西之地又属西夏。南宋的一百五十年间,北方又成了女真的天下。等到女真已经汉化之后,宋金同归于尽,一百年间整个的中国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,这是全部中国的初次被征服。明朝是盛唐以后汉族唯一的强大时代,不只中国本部完全统一,并且东北与西北两方面的外族也都能相当的控制。这种局面勉强维持了约有二百年,明末中国又渐不能自保,最后整个的中国又第二次被外族征服。二百年后,满人已经完全汉化,海洋上又出现了后来居上的西洋民族。鸦片一战以后,中国渐渐成为西洋人的势力,一直到今天。”[14]
战国策派,身处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,中华民族的存亡比之任何时期都显得尤为严峻。民族国家的独立,成为当时最为紧要的问题。追寻民族国家独立不受侵凌的文化遗产,战国策派观察出中国文化的病症——“无兵”。
以史观今,战国策派从历史走入二战语境,认识到当时所从事的抗战的重大意义。“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,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。”因为,中国文化,从夏商之际到今日,将近四千年,仍然健在。并且其他古族在将亡时,都颓废不振,不只没有真正抵抗外患的力量,甚至连生存的一致也大半失去。但中国在抗战所表现的勇敢,却让人赞许。但在后方,有责任有职守者,慌忙飞奔,“连平日自许甚高的人也没有达到征兵的程度,也就是说,还没有国民的资格。”[15]
很显然,战国策派通过对“无兵的文化”的剖析批判,企图借着抗战的契机,激发国民斗志,扫除“无兵”的积弊。
何永佶基于权责分析,认为欲扫除“无兵的文化”,体现在政治安排上:
1 最高的权力来自民众。“权”向下面来,“责”向下面负,向民众的合体负责;“权”是向下面的民众施行。权力由下面一级一级集中,再反过来,向选民负责。
2 个人有不可随便剥夺的权与责。不管手中的权多小,都是自己的。由此权力衍生的责任,必须自己负担。任何人不能随便越俎代庖。
3 私有财产得到确实的保障。不经合法的程序,私有财产不可侵犯。
“钱”是权的标识。私有财产有保障,第一重要的意味是契约自由。因为有自己的私产,有自己的权责的范围。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权利的范围内,与他人定约。契约自由的内在的精神,是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但专制皇权下,一切的财产都是皇帝的,一切人都是皇帝的奴隶。历史上,抄家的事比比皆是,红楼梦的揭示,再生动不过。
4 法律的可预测性。法律,严格的依例判决。不是一时一个样,没有准性。如果法律没有一定的稳定性,则人们不知是对是错,行为受极大影响,事业也难以开展。以法立国,法律必须严肃。这正象商鞅立木为信,二者的意思事实上是一样的。但在专制的政体,权力一人独揽,喜怒哀乐,没个准。即使商鞅的信用,也决不能对抗秦王的一声令下。
由此可见,尽管在抗战语境,战国策派一方面强调国家至上、民族至少,但在内心深处,他们所考虑的中国文化的前途,要比单纯应付时局深刻得多,自由主义,英美的政治模式中的民主因子,都进入了他们文化重建的考虑当中。
[1] 钱穆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第三页。
[2] 雷海宗《中国文化的两周》三 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比较
[3] 雷海宗《中国文化的两周》
[4] 林同济、雷海宗,《文化形态史观》林同济、陈铨主编,大东书局印行,1946年版。雷海宗,“历史的形态与例证”
[5] 雷海宗《中国文化的两周》“二 中国史的分期”
[6] 钱穆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232
[7] 钱穆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203-205
[8] 何永佶,《为中国谋政治改进》,商务印书馆发行,1945年8月重庆初版,1946年6月上海初版。“论人民与政治能力”。
[9]  何永佶,《为中国谋政治改进》,商务印书馆发行,1945年8月重庆初版,1946年6月上海初版。“论人民与政治能力”。
[10] “我们必须知全体——最少是全体的轮廓——才真正能知局部之‘所以然’;甚且可以说,必须知全体,才真正能知局部之‘为然’。这并不抹杀局部的价值,乃是说局部的价值必须附贴着全体的中心意义而后才可以确实估定。例如同一‘民’字,在封建时代内是一个意义,在皇权政治下又是一个意义,在现代国家组织下又另是一个意义。单个的概念,单个的事物,都是随着它的整个社会背景,整个文化范畴之改换即改换其实际涵义的。”林同济《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——新阶段的展望》
[11] 《无兵的文化》雷海宗,载清华《社会科学》1卷4期,1936年7月。
[12] 钱穆,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修订本,商务印书馆出版,1994年6月修订版。
[13] 雷海宗,《无兵的文化》,载清华《社会科学》1卷4期,1936年7月。
[14] 雷海宗,《无兵的文化》,载清华《社会科学》1卷4期,1936年7月。
[15] 雷海宗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》选自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